1947年6月28日，艳阳高照，知了声声，盛夏的北平城人流如织。《新民报》的两位记者走进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四合院，黑漆的大门残迹斑斑，门口挂着某某医寓的铜牌子，大门的顶棚支离破碎，门内横陈着大小多种腌菜瓮，一切杂乱而热闹。他们进入北屋，看到一位头发斑白、面目浮肿、艰难喘气的瘦小老妇躺在床上，身边同样头发斑白的一位老妇坐在屋内，用绍兴方言拉着家常。躺在床上的老妇便是鲁迅的遗孀朱安女士，另一位老妇是侍奉了她长达二十多年的女佣王妈。
记者向朱安说明来意，朱安端详了两分钟之久，方才肯定的说：“失认得很”。然后瘦削的脸上浮起一丝笑容，说道：“请坐，谢谢大家的惦记。”她随后讲述了自己的病状：“我的病没有好的希望了。周身浮肿，关节发炎，因为没钱，只好隔几天打一针。先生的遗物，我宁死也不愿变卖，我尽我自己的心。”她还说，王妈来周家二十几年了，一直陪伴着她，忠诚而忍耐，否则的话，她早就死了。
她又说：“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，彼此间没有争吵，各有各的人生，我应该原谅他。许先生待我极好，她懂我的想法，她肯维持我，不断寄钱来。物价飞涨，自然是不够的，我只有更苦一点自己，她的确是个好人。海婴很聪明，有机会的话，我想见到他。”
记者随后参观了鲁迅的书房和亲手种植的树木，朱安说，樱花树去年被虫子咬坏了，只好砍掉。杨桃长得绿叶森森，遮盖住半个院子。记者临走跟朱安告别，朱安连声说着“再见，再见。”
记者走后，朱安让王妈请来一位姓宋的女士，专门交代两件事，特意嘱咐宋女士一定要转告远在上海的许广平。第一，灵柩想回上海葬在大先生旁边。第二、每七须供水饭，五七要请和尚念经。她一边说一边哭，念叨着鲁迅的名字，海婴的名字，许广平的名字，宋女士听了，非常心酸。
当晚，朱安撒手人寰，享年69岁。
早在1947年3月，自知时日无多的朱安给许广平写了一封信，信中写道：“我已经病了三个多月，病势与日俱增。西医看过，没有见好，改由中医诊治，云系心脏衰竭，年老病深不易医治。自想若不能好，也不想住医院。身后寿材须好，也无须在北平长留，至上海与大先生合葬。海婴不在身边，两位侄儿我也不想找他们。”
朱安死后，她的丧事遵照鲁迅“埋掉、拉倒”的意旨，一切从简，她心心念念的孝子戴孝（指海婴。她是旧时代的“遗物”，满脑子都是陈腐的传统观念。以为自己是鲁迅正室，许广平是偏房，因此偏房所出要给正室戴孝。所以她不让侄儿料理后事，希望许广平和海婴料理。周海婴先生在《我与鲁迅七十年》中也说，朱安女士一直把我当作香火继承人看待。），上好寿材（当时物价飞涨，人们挣扎在死亡线上，吃饭都是问题，上好寿材根本买不起，也没人给她买。），每七供饭（人死后要供水饭七七四十九天，但是这些都是儿女们应该做的事，她没有后代，所以这些也就无从谈起。）等等都没有实现，人们看她可怜，在她死后第二天还是请和尚念了念往生咒。本来想把她埋在周母墓边，可惜未能如愿，只好埋在了西直门外保福寺。后来保福寺附近大兴土木，绝大多数坟墓被毁，朱安坟墓也在其中。
朱安死后，有人写了《鲁迅夫人朱安小传》，登在报上，其中写道：夫人朱氏，绍兴世家子，生而聪慧，工女红，守礼法，柔声淑色，晨昏定省，侍奉太夫人鲁氏数十年如一日。夫人以女子无才为德，因不识字，又无所出，故其夫鲁迅，常卜居春申（即上海，小编注。），夫人以善从为顺，初无怨尤。迨（抗战）胜利后，米珠薪桂，几无以自存。呜呼，夫人生依无价之文人，而文人且不能依，物价杀人，识字者已朝不保夕，彼又安得不贫困而死哉。
这篇传记主要说了一个意思：朱安晚年过得非常贫困，最终贫困而死。而贫困的根源，便是她生前嫁了“无价”的文人。这里的无价，不是无价之宝的意思，而是无有身价的意思。意即鲁迅去世后没有给她留下多少财物。接着记者说，“识字者已朝不保夕”，意即活着的文人，也挣扎在死亡线上。
当时陈寅恪在清华大学教书，家里穷得连过冬的煤都买不起，季羡林正在北大教书，找到校长胡适，胡适想送陈寅恪一笔美元，陈寅恪坚决不收，经过朋友们斡旋，陈寅恪把珍藏多年的孤本书籍卖给胡适，得了两千美元，方才度过危机。朱安的远房侄儿，也在清华大学教书的朱自清，便因病饿而死。
朱安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，也曾想过变卖鲁迅的藏书。1944年8月，生活困苦之极的朱安在周作人建议下，决定出售鲁迅的藏书。周作人让北京图书馆开列藏书目录，并且委托来薰阁出售。许广平闻讯，忧心如焚，赶紧写信劝止朱安：我知道你一定是生活非常困难，不得已才这么做。鲁迅先生死了以后，人们都可惜他，纪念他，他在上海留下的书籍、衣服、什物，我总极力保存，不愿有些微损失。至于你的生活，鲁迅先生死后六七年间，我已经照他生前一样设法维持，从没有一天中断。直至我生了一场大病，后来汇兑不便，熟托的朋友又不在北平，方才断了接济。
鲁迅先生没有几个亲属，你年纪又那么大了，我还比较年轻，可以多挨些苦。我愿意自己更苦些，尽可能办到的照顾你，一定想方设法汇款。你一个月最低生活费需要多少，请实在告诉我，我尽量筹措。虽然我这里生活比你困难得多，你住自己的房子，我租房；你一个人，我两个人。你旁边有作人二叔，他有财力，有地位，比我们旁边建人三叔清贫自顾不暇好得多。
鲁迅生前好友内山完造也写信劝止朱安，朱安回信道：我侍奉婆婆三十八年，送老归山，今年也已经66岁了。生平但求布衣暖菜饭饱，一点不敢有其他奢望。就是到了日暮途穷的现在，我也依旧知道名誉和信用是非常宝贵的。无奈一天天的生活压迫，比信用名誉更严重，迫不得已，才急其所急，卖书维持生命，倘有一筹可展，自然求之不得，又何苦出此下策呢？
与此同时，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也委托鲁迅的几位生前好友前往北平劝阻朱安，时已黄昏，朱安喝着汤水似的稀粥，吃着几块酱萝卜，闻知来意，沉默良久，忽然大喊道，你们总说鲁迅的遗物，要保存，要保存。我也是鲁迅的遗物，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。当然她说的是一时激愤之语。当来人说起许广平被日本人抓进监狱以及日子过得同样艰难时，她冷静下来，说道，海婴是大先生唯一的骨肉，既然他们这么难，为啥不来北平呢。
当时周作人一个月给朱安150元生活费，来人表示给得太少了，朱安说，大先生生前，没要过老二一分钱。150元我不要，我没有办法，才卖书。我身为周家人，死为周家鬼。娘娘（指周母鲁氏）怎么说，我怎么办，绝不违背。
1945年年末，《世界日报》两位记者前来采访朱安，正好赶上她吃饭。多半个小米面窝头，一碗白菜汤，汤里有小手指粗的白面做的短面条（即拨鱼子），另外是一碟虾油小黄瓜，一碟虾油尖辣椒，一碟腌白菜，一碟霉豆腐。没有油也没有肉。朱安头发花白，面色蜡黄，只有两只眼睛，忽闪着光芒。她没有收来人的钱，因为她的生活一向是靠许广平接济的，没有许广平的同意，别人的资助一概拒绝，“宁自苦，不愿苟取。”
两位记者于是给许广平写信，许广平回信说，谢谢你们关心鲁迅家属的生活，但是我会尽力解决的，你们的好意心领了。
1946年8月，朱安给海婴写信，北平最近物价大涨，大米七百多元一斤，白面六百多元一斤，小米三百多元一斤，玉米面二百多元一斤，煤球一百斤两千六百多元，劈柴一百多元一斤。我们每天最少要吃两斤粮食，别的零用还不算。房子也要修理，昨天瓦工看过，最低要三万余元。以前每月五十元，还可以够花，现在只能买一个烧饼，真有点天渊之别。
1947年除夕，北平城下了罕见的大雪，积雪深达三尺，天气异常寒冷。病重的朱安全身浮肿，呼吸困难，“一开始晚上气喘，后来早上也喘，再后来整日喘气”，饭也吃不下，“两条腿冰冷得几乎不是自己的了”，非常可怜。探望过她的人都想，还不如赶紧死了，省得活受罪。她自己也说：“想死又死不掉。”
临终前不久，朱安自知时日无多，于是列了一个遗物清单，又列了一个送人衣物清单，其中有“白汗玉七块、翡翠镯一对、房契单一张”等贵重物品。她经常梦到自己的亲人，时时胡言乱语。死后，记者在报纸上写道：朱夫人寂寞地活着，又寂寞地死去，寂寞的世界里，少了这样一个寂寞的人。
朱安是鲁迅先生的原配夫人，但是关于她的故事，一直以来却鲜为人知。但是她在鲁迅的生活中，却是不可或缺的存在，“回避了她，对鲁迅就不可能有一个完整的了解。”有鉴于此，著名鲁迅研究作家乔丽华女士历时十余年，阅读了大量资料，走访了大量知情人，勘探了大量故迹，写成了这本《朱安传》，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朱安的完整传记，杨绛先生看完以后高度评价了这本书，并且说道：这本书定能成为常销的畅销书。本书精装正版，随书送杨绛先生手写书信。
